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，《诗经》中就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：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(《幽风·七月》)、“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”(《小雅·鹿鸣》)、“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”(《小雅·湛露》)。平民喜饮，欲“以介眉寿”；贵族喜饮，“以燕乐嘉宾之心”，而作为雅俗共赏的一种传统饮料，酒很久以来便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成为文化的载体。

故酒食者，所以合欢也。(《礼记·乐记》)

冠、昏、朝、聘、丧、祭、宾主、乡饮酒、军旅，此之谓九礼也。(《大戴礼记》卷十三)

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。(《大戴礼记》卷二)

酒可以和悦同饮者的情志，也可以使人失去理智，从而争斗不己。这便是早期酒文化的体现。唐前，酒文化在魏晋名士手中有了新的涵义，阮稽之流恃酒放达，陶潜藉酒遁世，酒成了文人士子逃避政治、涵养心源的手段。到了唐代，这个以诗为标志的封建盛世，酒与诗高度结合，可以“诗酒风流”四个字概括唐代的酒文化。有人说，“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，就是一部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”。中国的酒文化，尤其是诗酒文化的个性远非“酒神精神”所能涵盖，“诗酒风流”的概括当更为准确。

唐代诗人大多好饮，“酒”、“醉”、“酌”、“酿”、“饮”、“樽”等字眼比比皆是，无论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，谈到酒，诗人总是兴致盎然。

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，其土旷然无涯，无丘陵阪险，其气和平一摇，无晦明寒著，其俗大同。(王绩《醉乡记》)

由隋入唐、初唐隐士王绩把醉乡想象成一个符合老子道家思想、政简人和的“理想国”，固然是基于对时局的不满，但是他之所以把“理想国”设在醉乡，而不是通常的“桃花源”，应该说是跟他的嗜酒分不开的。他本来仕于隋，以嗜酒妨职罢归，后来入唐，二次入仕，二次罢归，在朝在野都与酒密不可分，他是唐朝第一个嗜酒的名士。   除了《醉乡记》广为流传，他还写有《五斗先生传》、《祭杜康新庙文》及大量的饮酒诗，表达他对酒文化的独特理解：

此日长昏饮，非关养性灵。

眼看人尽醉，何忍独为醒。

（《过酒家五首》其一)

阮籍生涯懒,嵇康意气疏。

相逢一醉饱,独坐数行书。

（《田家三首》)

不难看出，除了他寄予深意的“醉乡”理想国，更多的时候，酒是他疏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，诗人藉酒表明自己外乎社会主流、对现实政治不屑一顾的孤傲。

唯馀诗酒意，当了一生中。

(卢照邻《春晚山庄率题二首》其一)

九月九日眺山川，归心归望积风烟。

他乡共酌金花酒，万里同悲鸿雁天。

(卢照邻《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》)

平生诗与酒，自得会仙家。

(王勃《赠李十四四首》其二)

酒是初唐四杰随身携带的一种风度，酒与诗的结合是失意文人得以傲世的重要资本。

行止皆无地，招寻独有君。

酒中堪累月，身外即浮云。

(杜审言《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》)

这是则天朝宫廷文人放逐后的惆怅，身在江湖、心存魏阙，不得超脱而强作超脱语。酒是他们掩饰、抚慰自己失意心灵的良药。

惠风吹宝瑟，微月忆清真。

凭轩一留醉，江海寄情人。

(陈子昂《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》)

所恨酒未醉，琴方清。

(陈子昂《别冀侍御崔司议序》)

诗书琴酒以观先达之风，山水丘园将为遗老之赏。

(陈子昂《故宣议郎骑都尉行曹州离孤县垂高府君墓志铭》)

酒是发泄、排遣的工具，原本是一种不太高雅的东西，但初唐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其雅化。一代文宗陈子昂诗中的“酒”常常与琴瑟俱在，酒因此被雅化，成为有别于下里巴人、专属于士子的风流独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