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诗歌文化呈现出与其它朝代不同的历史性繁荣，诞生了许多著名诗人，如李白、杜甫等。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，其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李白、杜甫齐名，其文学引领作用促进了唐朝诗酒文化的繁荣。

白居易在中唐时期的仕途生涯中，通过酒诗描写平民的痛苦和官宦阶级的骄奢跋扈，希望以酒诗讽喻当权者，改变社会政治弊端。直至元和十一年，白居易仕途不顺，接连被贬，官场的失意让白居易逐渐生出退隐之心，追求闲适逐渐成为白居易的生活理想，其美学思想也逐渐从审悲转变为审乐。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对其后期的酒诗创作影响较大。如《食饱》中写道：“浅酌一杯酒，缓弹数弄琴。既可畅情性，亦足傲光阴。谁知利名尽，无复长安心。”《强酒》中写道：“若不坐禅销妄想，即须行醉放狂歌。不然秋月春风夜，争那闲思往事何？”不同于李白的狂放豪情，不同于杜甫的忧思情怀，不同于陶渊明的隔绝俗世，诗人追求的不过是闲适的生活，在这种人生追求下白居易的诗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文化风格。

白居易生平所作的酒诗，有很多都体现了作者与朋友间的友情。例如白居易最脍炙人口的一首《问刘十九》：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

诗中描绘的情景正适合友朋三两人，围坐火炉间共饮美酒。诗人在问起朋友刘十九时较为委婉，但这般情景，想必友人是不忍拒绝的。从古至今，劝朋友喝酒的诗人不在少数，但能在劝酒诗中有如此意境的却只有白居易一人，白居易劝酒从不以友情为制，往往是通过情真意切的情感表露，令友者难以回拒。

唐代是诗酒文化的鼎盛时期，必然常以诗以酒会友，而与友人饮酒至兴起，劝酒便成为一件随性之事。《雪夜对酒招客》和《春尽劝客酒》对劝酒都有细致描述，“残杯劝不饮，留醉向家？”“帐小青毡暖，杯香绿蚁新”；《劝梦得酒》中“两处荣枯君莫问，残春更醉两三场。” 这些劝酒诗歌，无不体现了体现了作者与友人间的深厚情谊。

从白居易生平经历来看，其所作劝酒诗歌似乎更像是以劝酒为自己立言，而非劝人饮酒。如在《劝我酒》中：“劝我酒，我不辞。请君歌，歌莫迟。”《劝酒》诗歌中写道：“日往月来凡几秋，一衰一盛何悠悠。”作者并非只是劝人饮酒，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。

从白居易的酒诗中，还能够清楚得知他的饮酒习惯和生活意趣。其在《卯时酒》中写道：

“未如卯时酒，神速功力倍。一杯置掌上，三咽人腹内。”

表明诗人热衷在卯时饮酒，认为卯时饮酒身体舒适，且有许多好处，能够看出诗人的饮酒喜好。其在后半段中写道：

“是非莫分别，行止无疑碍。浩气贮胸中，青云委身外。扪心私自语，白语谁能会。五十年来心，未如今日泰。况兹杯中物，行坐长相对。”

这实际上是诗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省悟和反思。

白居易的酒诗在不同时期的表达方式和呈现方式不同，尤其是中唐时期，其闲适、讽喻等风格的酒诗很好地诠释了其“达则兼济，穷则独善”的儒家思想情怀。这一阶段其诗歌对后世文人的诗歌创作影响十分深远，如《秦中吟·轻肥》所作：“樽晷溢九酝，水陆罗八珍……食饱心自若，酒酣气益振。”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。” 《秦中吟》是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当时贞元之际，观察社会现状，体察百姓困苦，诗人以此组诗之作，直言其事，一方面指出当时社会官宦阶级的骄奢淫逸，另一方面则指出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境况，对比之下体现了其关注底层民众、悲天悯人的儒家思想精神。白居易在《悲哉行》中写道：“平封还酒债，堆金选蛾眉。声色狗马外，其余一无知。”强烈批判了社会现实中的声色犬马之徒。

白居易对佛家和道家思想也极为推崇，《长恨歌》作为白居易在诗歌史上大名流传的重要作品，就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写就的。而晚年白居易仕途受到打击，逐渐对儒道由崇尚转为消极，其羡慕陶渊明般的归隐生活，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使其吸收了大量的释家思想，其在诗歌《感春》中写道：“巫峡中心郡，巴城四面春……除非一杯酒，何物更关身? ”由此可见，白居易当时的释家思想已得以展现。

白居易诗歌中所蕴含的酒文化内涵广泛，其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思考，也使其对闲适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。白居易所开创的“闲适”诗酒文化，无论是从诗歌的内容、形式还是风格等方面，都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